在知识分子还没做好的情况下，大家都抢着去做公共知识分子，这就是一种不负责任。
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郑重提出了依法执政的决定。宪政的内涵缺少不了民主、法治、人权三要素，它是由宪法所确认和规定的民主政治法治化的整个过程。
西方国家三权分立的宪政体制就有多种不同的模式或权力结构侧重点，社会主义国家民主集中制的宪政体制也有前苏联的苏维埃制与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的区别和特色。因此，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宪政体制和政党制度基本上正确界定了党、法关系。一国两制既开创了崭新的中国特色的国家结构形式制度《从统一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一般单一制国家演进到在具有高度自治权的特别行政区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特殊单一制国家》。都需要实行代议制度、普选制度、其组织和活动法制化的政党制度、体现责任政治和依法行政的政府制度、政府系统内外普遍严密的监督制度、政治任命与择优选拔相结合的官吏制度、体现司法独立和司法最终决原则的司法制度等。苏联剧变后的俄罗斯在社会转型期从全盘西化进而到重视本国民族特点的经验和教训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这一点。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各民主党派是参政党，而不是在野党，更不是反对党，具有法律赋予的参政权力，参与对国家大政方针和安排国家领导人的协商及各种国家事务的管理以及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的制定、执行等，并在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通过各种方式和渠道与共产党互相进行民主监督。这些都有利于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以及国家权力的协调运行。西方宪政民主在具体机制上是不统一的，但西方宪政民主在抽象原则上是完全统一的。
同样，郑先生把大家被绕进了具体的宪政民主模式，抽象的宪政民主模式就给绕没了。群众认为伟大的人，在我这要经过欺佛踢圣的关。注意，我这里不是在要求他用我所规定的逻辑，我是在用郑先生自己使用的逻辑。我手头上有很多本郑先生的书，包括《中国民族主义的复兴》、《全球化与中国国家转型》、《论中央-地方关系》、《中国模式：经验与困局》、《郑先生评论集》等等，他的研究领域碰巧也是我的兴趣所在，但我还没有读到郑先生写的关于哲学方法论的书或文章，所以，我把郑先生定位为一个知识型的研究者，不是智慧型的。
当然，比这个麻烦更大的，是郑先生不怕麻烦。我当时边看电视、边把这一点记下来，我的第一感觉告诉我，从这个观点可以推导出很多非常荒谬的结论。
你方绍伟说我混，我就混，我就是要把政治垄断程度问题混掉。得，天下数你最聪明，好东西全是你的，高调子全是你唱的，然后别人想要的自由舆论你就是不管，并硬说那东西不好，根本不管人家好不好都要的愿望。你只能在中国的具体情况下选立场，你不可能回避那些概念对应的具体现实。原因很简单，你用结果好是无法服人的，西方宪政民主的真谛是过程好，是好的过程让人好好看，何况结果好并不能保证结果永远好，除非你象李光耀那样出来说：我说好就是好，争什么争？我自己用民主公地悲剧解释了这个政治自由的难题，但这个理论现在似乎还没人能懂，这里不提了。
专家除了知道笼统而言外，他还应该知道什么叫具体实质。郑先生的逻辑是：文化不同，东方的宪政民主可以与西方的宪政民主不一样。3，郑先生的大麻烦在哪？当郑先生说新加坡是优质民主时，郑先生的大麻烦就来了。非西方宪政民主说起来是不方便，提东方宪政民主也确实有点别扭。
什么叫西方宪政民主没有统一模式？这话听上去合情合理，因为英国有英国的模式，法国有法国的模式，美国、日本、瑞典等等都有不同的模式。由于我坚持冷酷实证，不支持也不反对任何类型的宪政民主，所以我对这一关没有发言权，只有评论权。
我们就不必去猜测这是个利益问题、思维问题还是能力问题了。本来中国人可能只有一个西方宪政民主幻想，现在又因为他这样的学者而多了一个东方宪政民主幻想。
郑先生功不可没，可中国政府知道提宪政意味着党在法下，郑先生想混概念，中国政府认为无法混，因为宪政民主与党的领导本来就势不两立。为什么？因为现代意义的西方宪政民主，在抽象的意义上确实有、而不是没有一个统一的模式，这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西方宪政、西方民主、宪政民主、自由民主、议会民主等等。我们的有些学者，就是不老老实实地做学问，而是专门在一些重大概念上做文章。新加坡的自由舆论在全亚洲属于最差的一档，相邻不太远的菲律宾，自由舆论在全亚洲属于最好的一档。在中国问题的研究上，郑先生最大的麻烦，是让人们永远在理论与现实之间晃悠、永远在普遍与特殊之间晃悠、永远在学术与政治之间晃悠、永远在一党宪政民主和多党宪政民主之间晃悠。但是，专家和老百姓的区别就在于，老百姓可能永远糊涂，专家却必须时时清醒，因为专家就是吃这碗饭的。
但新加坡的的确确是非西方民主，郑先生最多只能说新加坡是优质的非西方民主。这显然不是一个什么高深的哲学问题，这是任何一个诚实的民主研究者都必须驾轻就熟的基本功。
说着说着，就到了我认为的宪政民主研究者必须过的两大关了。但是，我就不，我郑先生就不这么做。
第二关叫做民主操作关。你可以像郑先生那样选择支持还是反对特定程度的政治垄断，你可以说特定程度的政治垄断好或者坏，事情清清楚楚，谁也不要掉入这个政治垄断程度的概念陷阱，最后把利益冲突的本质问题取消。
但是，这句话说的不是这些，这句话的意思是那句没说的话，即：新加坡和中国也可以有不同的宪政民主模式。缺了其中的任何一条，特别是前三条，我们就不能把它称为西方宪政民主。作为一位中国问题研究专家，郑先生当然不缺乏智慧，但在宪政民主模式这个核心问题上，郑先生的理论水准让人吃惊。虚名都是有水分的，虚名喜欢无脑，但虚名最怕的是逻辑。
他的宪政民主逻辑我就更熟了，下面我讲讲他的理论有什么问题。但是，一个学者如果从这里把自己的理论引向各国的宪政民主模式都可以不同，他就既可能有逻辑能力问题，也可能有人品诚信问题，甚至两个问题兼而有之。
民主操作关说的是，如果象郑先生那样回避西方的政治自由问题，宪政民主就成了一个模糊的概念，宪政民主的价值、条件、策略等等都变成了一笔糊涂帐，并且是一个强权说了算的操作问题。在这些具体的方面，西方的宪政民主模式确实有所不同，如果考虑各国的宗教文化和福利制度，它们的差别也许比想象的还要大。
可是，这哪里是什么概念问题？那些概念对应的都是具体的现实问题，特别是政治垄断程度问题，这个本质问题谁也别想绕过去。果然，几年来，我在网上真没少见郑先生的文章，逻辑矛盾越来越明显，2011年5月18日的这篇《新加坡是优质民主》可能最为典型，2013年6月18日的这篇《中国的宪政之争说明了什么？》可以说是登峰造极了。
第一关叫做政治自由关。郑先生确实高明，能让人上当不算什么，但能让人上当、又能让人不知是如何上当，他就厉害了。在学术界，宪政民主的四大含义是约定俗成的，所以，为了使郑先生所强调的不一样更加清清楚楚，我们大家就谁也别混，干脆彻彻底底地把西方宪政民主和非西方宪政民主分开，让本来就不一样的真正不一样起来。这个理论难题就是：政治垄断程度是个什么问题？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西方政治自由（自由舆论）的开放性及其后果？这个理论难题，其实正是在策略上批评、但在价值上认同西方宪政民主的所有民主有益论者的困境。
显然，学问做到这，就已经不是什么真理问题了。那又是什么问题？当然是利益问题，真理必须服从利益（包括精神利益）。
当大家被绕进了具体的使用价值时，抽象的使用价值就给绕没了，结果，马克思就把大家绕到了劳动价值论那里。真是滴水不漏、天衣无缝，不仅老百姓无话可说，连读书人恐怕也难以反驳。
郑先生的大麻烦就在于，他想一箭三雕：一是不好听的专制或威权他不用，二是好听的宪政民主他要，三是宪政民主里最实质性的自由舆论他不给。考学生和学者的逻辑能力，《资本论》第一章第一节不可多得。